中共党史学习教育

[中共党史学习教育】天天听|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

发布日期:2021-05-13  作者:安顺民建  浏览次数:268


三线建设:艰难时期的国家创业
冬日产草莓,早春出枇杷,入夏有芒果……加上温暖的阳光,地处西南腹地金沙江畔的攀枝花,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光热资源,是远近闻名的康养胜地,吸引了无数游客前往度假休养。
在南来北往的游客中,有一部分人会特意前往位于攀枝花新区的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。充满设计感的现代化建筑里,收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——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战备为中心、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三线建设。
攀枝花因三线而生。在酝酿三线建设的早期,面对几个有争议的选址方案,毛泽东亲自拍板“钉子就钉在攀枝花”,在这里部署建设钢铁基地。这一“钉”,打造出了一颗耀眼明珠。
“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”
对于半个多世纪前中共中央的三线建设决策,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会感到疑惑:为什么不在沿海、平原地区发展,而偏偏要到人烟稀少、交通不便的内陆山沟沟里?
上世纪60年代笼罩在中国周边的战争阴云,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
1962年10月,印度军队悍然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,尽管后来双方停火,但边境地区局势未能得到根本缓和。1963年7月,苏联与蒙古签订针对中国的关于加强蒙古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,并向中蒙边境派驻重兵。
而在南面,美国插手越南的战争逐步升级。1964年8月,美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部,炸弹甚至落入中越边境地区、北部湾沿岸。
周边地区严峻的安全形势让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忧虑。1963年,毛泽东在审阅一份关于工业发展的材料时指出,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两种可能性,“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”。
1964年8月,一份主题为“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”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。正值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,按照毛泽东的批示要求,中共中央确定了一线重要工厂、学校、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决策。
与今天对一线城市、二线城市的划分不同,当时是由沿海、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,划分为前线、中间地带和后方三类地区,分别称为一线、二线和三线。其中三线地区是指云、贵、川、陕、甘、宁、青、晋、豫、鄂、湘等11个省区,其中西南(云、贵、川)和西北(陕、甘、宁、青)俗称大三线。
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秘书长、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副馆长张鸿春说,这一地区位于我国的纵深腹地,在当时要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,是较理想的战略后方。
“攀枝花建不成,我睡不好觉”
中共中央作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时候,25岁的李身钊正在鞍钢研究院工作。1964年12月的一天,单位领导突然找他谈话,说国家要在西南建设一座钢铁厂,要调他去那儿工作。
李身钊毕业于东北工学院,领导调他去西南的任务是参加攀枝花的科技攻关,解决普通大型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的世界性难题。此前,苏联专家曾对攀枝花的矿样进行过实验,结论是这是一座“不能冶炼”的“呆矿”。
因为攀枝花矿藏丰富,又符合三线建设“靠山、分散、隐蔽”的要求,中央决定在那里建设西南钢铁基地。
在三线建设的一千多个项目中,攀钢可能是毛泽东最牵挂的。1964年5月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,毛泽东提到攀枝花钢铁厂时表示:“不搞,我总是不放心,打起仗来怎么办?攀枝花建不成,我睡不好觉。”
多份档案资料记录了毛泽东对攀枝花的关切:建设资金遇到困难,毛泽东说“把我的工资和稿费拿去用”;进度不理想时,他一度表示要“骑毛驴”去督促。
此外,周恩来亲自部署,邓小平亲赴攀枝花指挥,国务院两位副总理具体执行,13个部委集中会战。三线建设研究专家张鸿春说,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发展史上,攀钢的建设堪称“重中之重”。
置身于“重中之重”,李身钊感受到的是极限挑战的节奏。他说,他们要用最少的钱、最快的速度,摸索出一套最有效的办法,来解决攀钢冶炼的技术难题。当时的很多工作同步推进,开矿、修路、建厂等同时进行,就是为了节约时间。
年轻的李身钊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催促自己:试验不能等。“你要是等到矿开采出来了再做试验,那出铁要等到哪一年去了?”
先生产,后生活,生活就是对付
今天的年轻人,在规划职业生涯时,常常面临着去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,抑或是三、四线城市的选择。而在三线建设中,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响应国家号召,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大西南、大西北腹地的茫茫深山之中。
接到调令的时候,李身钊已经有对象了,于是请了三天婚假,买了几斤糖,在单身宿舍里把婚礼办了。那时候白天大家都要上班,婚礼是在晚上举办的。
“没啥,召之即来,就是正常的工作调动而已。”回忆起那场调动,李身钊神情淡然。李身钊在攀钢研究院一直工作到退休,这位浙江人为西南腹地的攀枝花奉献了几乎整个的职业生涯,如今他在那里安享晚年。
从1964年到1967年,李身钊所在的试验组辗转承德、西昌、北京等地,开展了1000多次试验,最终攻克了难关,为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提供了技术路线和设计依据。
后来他正式去攀枝花工作。第一次的路途就让他记忆深刻:从西昌到攀枝花大客车开了2天,到了攀枝花过金沙江上唯一的一座吊桥就花了2个小时。“要排队,因为吊桥一次只能通行一辆车。”
三线的苦,让那一代的年轻人一辈子都忘不了。1969年,28岁的鞍钢业务骨干沙寿家带着妻儿辗转9天来到攀枝花,与数十万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者参建攀枝花钢铁基地。那是他参建的第五座钢厂,也是工作、生活环境最艰苦的一座钢厂。
那时候讲的是“先生产,后生活”,生活就是对付。沙寿家的儿子沙方石记得,小时候住的是席棚子,家家户户之间隔着一面席子,隔壁打呼噜都能听见。上头是通的,这家开灯隔壁也就亮了。
有记者问李身钊那个年代苦不苦,他说苦,但是没人叫苦,因为大家都那样儿。“国家培养你的,不听分配你就没工作了,家庭养不活了。”
事实上,三线建设时期,财政状况捉襟见肘,整个国家都勒紧了裤腰带。从1964年到1980年,三线建设共投入2050多亿元,约占全国基建投资的40%,安排了钢铁、交通、能源、国防等1100多个重要项目。
攀枝花是靠着国家的创业精神建设起来的
1970年7月1日,在中国共产党成立49年之际,攀钢1号高炉正式出铁。同一天,成昆铁路通车典礼在西昌隆重举行。这条途经攀枝花的铁路线也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,其基本设计目标是把六盘水工业基地的煤炭运到攀枝花,把攀枝花的钢铁运到重庆,又能把重庆的机器运到攀枝花和六盘水工业基地。
数据显示,到上世纪70年代末,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,增长了4.28倍,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。工业总产值增长3.92倍。特别是国防工业,到了1975年,三线地区的各项指标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。
张鸿春说,三线建设历经三个“五年计划”,投入资金2052亿元,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,共安排建设项目1100多个,其决策之快、动员之广、规模之大、时间之长,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乃至整个世界工业建设史上堪称奇迹。
一个较普遍的观点认为,三线建设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,对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和工业生产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进入上世纪70年代,随着越南战争逐步结束、中美关系趋向缓和、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,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,三线建设基本不再投入新项目,进入了搞好续建和配套工程的后期阶段。
到了1980年,国家经济战略方针实行重大转变,三线建设基本结束,但所积累的发展后劲,直到今天仍然有力。
50年前产出攀钢第一炉铁水的一号高炉,经过了几代的技术革新,现在仍在生产。攀钢生产的含钒百米钢轨,作为国内唯一获得“国家出口免检”证书的顶级钢轨,被广泛应用在京津城际铁路、青藏铁路等重点工程项目,还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,助力中国高铁走向世界。
直到今天,说起年轻时干过的那番事业,李身钊依然感到自豪:“攀枝花的建设经验相当宝贵,这是靠着国家的创业精神建设起来的。”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文章来源:党史学习教育
审   核:万   江 
转载编辑:李旭红   刘忠灵